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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017/03/10

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有着近500年的发展历史。它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时间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3040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托马斯?莫尔等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空想社会主义日渐失去了影响。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

世界社会主义有着近500年的发展历史。它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时间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3040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托马斯?莫尔等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空想社会主义日渐失去了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与憧憬,同时也是一种缺乏现实力量和正确途径方法的理论设想或空想的学说。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源远流长。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中国有思想家提出“三世说”,认为社会发展是从“据乱世”、“升平世”,最后达到“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是对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的意会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等,都对理想社会提出了构想。

但古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还不是我们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古代哲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想象和勾画。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批判者出现的。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众多思想体系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16世纪的西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促进了商品生产;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两极分化速度加快,资产者和无产者两支新生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还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他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都表现出与过去曾经出现的阶级的极大不同。广大劳动群众从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中走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他们随即又陷入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剥削方式中,为资本主义所奴役,人身实际上更加不自由,社会也并不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领先的国家。从15世纪末起,英国就开始了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描述的“羊吃人”,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真实写照。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最先是从毛纺织业发展起来的。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对羊毛需求的激增,从而使羊毛价格上涨,牧羊业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竞相经营和扩大牧羊业,发动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他们用暴力把农民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赶走,把一片片土地围圈起来养羊,抵抗的农民遭到毒打甚至杀害,房子被烧毁或者拆掉。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有的当了乞丐,有的被迫偷窃。国家对流浪者不仅不予帮助,反而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王亨利七世时期的法律规定,可以用鞭打、监禁、烙印、绞刑等办法惩治流浪者。亨利八世时期在原来法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为野蛮的条款:身强力壮的流浪者第一次被抓到,就要受到鞭打和监禁;第二次被捕要割去半只耳朵;第三次被捕要处以死刑。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就有7. 28万名“盗窃犯”被处决。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如果谁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其劳动,奴隶可以被主人出租、出卖或馈赠,如果反抗就要被处死。圈地运动最初是圈地养羊,后又是圈占土地来建立大农场进行谷物生产。资本原始积累延续了300余年,是一个漫长、血腥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它的实际作用,是用暴力手段迫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被迫沦为无产者,被驱入资本主义工场,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廉价雇佣剥削。

紧随英国之后的,是法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从简单协作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阶段,期间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力催生和促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绵延经历了不同阶段。特别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新的枷锁之中,仍然是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对这个新社会的华美预言,无异于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着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等作品,都以辛辣尖锐的笔法,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贪婪、凶残,描写了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抗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

空想社会主义是适应早期无产阶级渴望改变现状的需要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最初,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斗争是表面的,他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理解自己遭受剥削和奴役的真正原因,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本能的反抗和消极的抵制,往往把工厂和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采取破坏工厂、捣毁机器的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当时的无产阶级还非常幼稚,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序幕从此拉开了。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下,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渴望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需要,导致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

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从古代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着作中,从基督教的传说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素材,还吸取了早期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知识。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兴起了开辟美洲和亚洲新航路的热潮,人们对介绍新发现地区的风土人情的文章和见闻最感兴趣,许多水手和探险家到了一些欧洲人以前从未到过的新地方后,常常把在异域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因而使游记这一文学体裁风行一时。莫尔等人从这些游记中所描写的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土着人的生产资料共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活景象中受到启发。1516年莫尔写的《乌托邦》一书就是用游记对话的形式,描述了一个西班牙人拉斐尔在奇异岛国乌托邦岛5年生活的见闻。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材料。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他们运用理性论的思想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宗教神学进行猛烈批判。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而且促进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意识的觉醒。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让·梅叶、摩莱里、马布利、格拉古巴贝夫等,就深受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着作中充满了“理性”、“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等词句。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恩格斯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

二、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和代表人物

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后,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名字,传颂着很多不朽篇章,留下了众多动人的故事。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像一群灿烂的新星呈现在人类思想史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托马斯?康帕内拉、杰拉德·温斯坦莱等人。他们用文学的语言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灾难和罪恶,阐述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幻想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贵族家庭,天资聪颖,14岁时就到牛津大学深造。在大学里,莫尔阅读了大量人文主义着作和古典作家的作品,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他最喜欢读的书。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为出色的律师和知名的议员,还担任过下议院议长和大法官,托马斯·莫尔(14781535)但他没有满足于锦绣仕途和荣华富贵,而是致力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亲眼目睹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深有感触,这引起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当时意大利着名航海家韦斯甫契的游记风靡整个欧洲,他在游记中说,在巴西南纬18度的地方留下了24个人,在那里安家落户。莫尔遂决定假借24个人中的一位,讲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于是写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着作《乌托邦》。莫尔在书中控诉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他说: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致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153577日,莫尔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任英国教会的首领被判死刑。有人规劝莫尔悔过,他回答说:“自由的代价的确很高,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在走向刑场时,他从容告别家人,面无惧色,一路谈笑风生;临刑前,他对刽子手说:“我的脖颈短,好好地瞄准,不要出丑。”莫尔被杀害后,其头颅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 托马斯·闵采尔(14981525)出生于德国一个专事铸造钱币的作坊主家庭,家境富裕。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勉好学,17岁时到大学学习哲学、神学和医学,精通几门外语,阅读了大量的人文主义和宗教着作,其才学深得老师们的称赞,先后获得神学学士和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大学期间,闵采尔爱好旅游和社会交往,为人仗义,其足迹遍及几十个城市和数百个村庄。这使闵采尔既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又了解了社会的实际,其中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是遭受苛捐杂税和苦役盘剥的下层群众。他们境遇悲惨又申诉无望,相反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整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阶级的差距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的悲苦命运,撞击着闵采尔的心灵,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要使人民摆脱苦难,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人间天堂,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坚决进行斗争,除此别无他途。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大学毕业后,闵采尔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自愿选择了神学教员和传教士的职业。他想通过这样的职业,方便自由地进行宣传,启发和组织人民起来斗争。从15204月开始,闵采尔先后辗转于茨威考、诺得豪森、哈勒等地进行布道和演讲。他把教学和布道变成了宣传社会变革和揭露社会罪恶的讲坛,主张进行宗教改革,同压迫者作坚决斗争。他提出要用暴力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消灭压迫和剥削、平等民主幸福的“千载太平天国”。其犀利的话语、深刻的思想,深受各地下层群众的欢迎,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行为受到特权阶级的排斥和迫害。1524年年底,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农民起义的鼓动工作。1525年年初,闵采尔在缪尔豪森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城市贵族议会,成立了革命的权力机关——永久议会。之后,德国各地纷纷爆发了农民起义,闵采尔成为农民起义的精神领袖。15255月,农民起义遭到镇压,闵采尔受伤被俘,遭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被秘密杀害。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资,13岁便能作诗,15岁进入修道院。17岁时,康帕内拉临时顶替别人参加了一场关于教义的辩论,他以雄辩的口才和令人信服的论据驳倒了对手而崭露头角。辩论中,有人断言,教会的经典中绝不会有谬误。康帕内拉一针见血地说,经书里曾经否定新大陆的存在,难道这就能说明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吗?台下一片哗然。当时一位老人就断言:“这个青年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学者,如果不是很快被处以火刑的话。”从24岁开始,康帕内拉因冒犯教会,参加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活动,多次被捕入狱,先后在狱中被关了33年,辗转坐过50处监狱,受尽了酷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康帕内拉忍受痛苦,在一位修女的帮助下,秘密创作了《太阳城》这一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着作。在常年黑暗的囚禁和酷刑的折磨过程中,阳光对于康帕内拉来说是奢侈品,或许因为是对阳光充足的出生地的美好回忆,对人类光明的渴望,康帕内拉将狱中的着作取名为《太阳城》。他写道:请把高傲、无知和谎言,放在我从太阳那里偷来的烈火中,销毁吧!在书中他用对话体裁,介绍了印度洋上一个虚幻的岛国太阳城,叙述了实行绝对的公有制、没有阶级的区分、没有贫富的对立、没有因贫富对立产生的一切恶习的社会。

杰拉德·温斯坦莱(16091652)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的着名领袖和杰出思想家,也是最早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带领一批失地的穷苦庄稼汉,在英国的圣乔治山开垦无主的荒地,山上一切公有,共享收成,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被称为“掘地派”。后来,随着掘地运动的快速扩展,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掘地运动遭到镇压。临去世前,温斯坦莱出版了《自由法》一书,系统地提出了同垦共耕的社会改造方案,呼吁建立一个有“使用土地的自由”的真正自由的共和国。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

18世纪资本主义已由简单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空想社会主义也摆脱早期纯粹虚构的幻想,开始更多地面向现实,主要从法理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一时期着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大都出现在法国,在启蒙运动前夕有梅叶,在启蒙运动中有摩莱里和马布利,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有巴贝夫。

让·梅叶(16641729)出生于法国一个纺织工人家庭,自幼进入宗教学校学习。梅叶自己不信宗教,但他不违父母之命,当了40年乡村神甫。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使梅叶洞悉了法国农村的社会矛盾,激起了他对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厌恶和憎恨。为了“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理”,解除“不堪忍受的枷锁”,梅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深入钻研了当时能找到的世界名着,秘密创作了三卷本巨着《遗书》,以“作为真理的凭证”。繁重的写作累坏了他的眼睛。梅叶号召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追求自身的解放,建立一个财产公有,财富平等享有,婚恋自由,没有战争、欺骗、盗窃、诉讼和掠夺的平均共产主义制度。梅叶去世后,《遗书》的手抄本在法国秘密流传,伏尔泰高度评价该书。

摩莱里(17201780)出身平民,当过小学老师,一生写下了许多着作,很多都是匿名发表,其中《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最有代表性。尤其是后者试图用法律条文形式描绘一幅合乎“自然意图”的未来社会的蓝图: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人人都为社会公益尽其所能,人人都从社会获其所需,这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影响很大。

??? 马布利(17091785)出身贵族家庭,学识渊博,曾任外交大臣的秘书,后来厌倦官场而辞去公职,40多年如一日,安于清贫和孤独,专心从事理论研究,批判现实制度的弊端,探求美好的未来,其着作和手稿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马布利把批判的锋芒直接对准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要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的“平等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实行财产公有制度,人们普遍树立起了劳动光荣的道德观念,实行劳动竞赛。认为调动劳动积极性的不是私欲,而是优良的美德;居民需要苦修苦炼,因为“需求越少,幸福越多”;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共和国采取代议制度,人民代表机关是全国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其权力受立法机关约束;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公正无私,不偏不倚,遵循“自然秩序”,“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5岁开始独立谋生,虽然早年读书不多,但他求知欲强烈,成年后阅读了大量书籍。1776年后他在地方档案室管理过地契档案,发现了贵族们用卑鄙手段巧取豪夺的秘密,对资本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深表同情。17897月,巴贝夫积极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创办了一些报刊,经常刊登老百姓的请愿书和诉苦书,宣传革命思想,号召人民群众武装起来。17929月,巴贝夫被推举为索姆州行政长官,但任职5个月后遭到陷害被撤职。1796年,巴贝夫组织成立了平等派密谋组织,试图进行武装起义,因叛徒出卖致起义失败。他一生5次被捕入狱,17975月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是为了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无罪,并为我戴上花冠。”

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19世纪初,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杰出代表人物,其中法国的克劳德·昂列·圣西门、夏尔?傅立叶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时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德国、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深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也更加激烈。经过300多年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积累了丰富成果,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吸收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论形式,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同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设想。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17601825)出身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其《生平自述》中自称是“查理大帝的后裔,圣西门公爵的嫡亲”。如果想过安逸生活,他可以一辈子舒舒服服地安享荣华富贵。但他不愿意沉湎于这样的生活,而是立志做“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1779年,他以志愿军的身份赴美洲参加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战争。他作战勇敢,几次负伤,连续晋级,被华盛顿授予最高奖赏——辛辛那提勋章。对于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圣西门曾经这样评价:“我可以自称是合众国自由的奠基者之一。”然而,圣西门并不自满于此。他宣称,其天职根本不是当一个职业军人,而是要从事更伟大的活动,就是要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为将来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抱着这样伟大的理想,战争结束后,圣西门放弃了有大好前途的军队生涯,开始从事他所称的“改进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1783年,他向墨西哥总督提出了开凿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运河的计划。1789年,圣西门回国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郑重宣布放弃世袭的爵位和自己的显贵姓氏,改称“公民包诺姆”(即老百姓庄稼汉)。群众选举他担任皮卡迪佩龙纳市市长和国民近卫队队长,他认为自己出身于特权阶层,不适合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予以拒绝。圣西门利用革命动荡之后出现的难得的商机,与他人一起合伙经营房地产,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豪。但是,他发财的目的不是“筑起富丽堂皇的庙堂”,而是要建起“荣誉的祭坛”。圣西门把赚来的钱财用于科学研究、款待教授请教知识以及四处游历。钱财很快被花光,圣西门不得不白天在一家当铺当缮写员,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着书立说。对此,他感到很神圣,说自己尽管“已到风烛残年,但是我才刚刚走向真正的生活道路”。圣西门一生创作了《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一系列着作,系统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夏尔·傅立叶(17721837)生于富商家庭,父亲当过当地商业法庭庭长,母亲家还有贵族称号。法国大革命动荡时期,傅立叶失去了倒卖的货物和独立经商的资本,他为生计所迫当过交易所的经纪人、商店售货员、会计、发行员和推销员,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有了直接的感受和认识,深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和民众的疾苦。1799年的一天,受老板的指令,他带人把因等待涨价而腐烂变质的200多万公斤大米秘密抛进大海,当时法国还有800多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他。事后,一种无可名状的犯罪感一直困扰着傅立叶,促使他寻求“医治社会疾苦的药方”和“新的科学”,因为“一切幻想消失了,所有的政治科学和道德科学都被人怀疑并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信用”,“包括贫穷在内的最可耻的灾难都会在某些教条的掩护下永远地继续下去”,“社会的幸福必须求之于另一种新的科学”。之后,傅立叶近40年如一日地从事写作和宣传自己的学说,经常工作到深夜,一直到去世的前夕。他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全世界和谐》、《四种运动论》、《宇宙统一论》、《论商业》等着述,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批判和讽刺,描述了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和谐制度,以普遍的协作代替文明社会的个人竞争,使人们摆脱贫困、痛苦、灾难和不幸。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9岁就在一家呢绒店当学徒,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凭着自己的勤恳和智慧,年仅20岁就在英国实业界崭露头角,1791年开始管理有500名工人的大厂,享受优厚的待遇。在管理过程中,欧文亲眼看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后果,他对穷苦的工人给予深厚的同情,并尽自己的能力来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1799年,欧文与他人一起买下了包括4个大纺织厂、一个大机器制造厂和占地150亩在内的新拉纳克工厂。随之,他进行了一系列既要“有利于社会的大规模试验”,又要“牟利”的改革活动,如:压缩工作时间;禁止雇佣童工;提高工人工资;设立工厂商店,排除商人的中间剥削;拓宽街道,扩大广场和公园;为工人建住宅;设立互助储金会和医院;发放抚恤金;创办幼儿园和学校;等等。这些改革措施使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企业不但没有减少利润,反而增加了大量利润,酗酒、诉讼、仇视等不见了,新拉纳克工厂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获得了“幸福之乡”的称号,欧文也因此成为享誉欧洲的富有工厂主和慈善家。然而,欧文没有满足,他开始提出财产公有、消灭私有制、共同劳动的理想社会计划,并进行社会试验。他的这些主张遭到资产阶级的普遍排斥,受到了主流报刊的封杀,他也被逐出了上流社会。但欧文不为所动,1824年他带着4个儿子和一些门徒跑到美国,用他积累的财富购得3万英亩土地,进行“新和谐公社”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引起了美国和西欧的广泛关注,有1000多人参加了实验活动,包括了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消费超过了生产,试验无法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很快淹没了欧文的“新和谐”孤岛。1828年,公社瓦解,几乎耗尽了欧文的全部资产。回到英国后,欧文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实践活动,并推行在生产领域建立合作社、在流通领域组织公平交换市场的合作运动。1832年,英国的合作社达到几百个。1833年,欧文当选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全国生产大联盟”主席,成为英国职工会的创始人。在积极进行实践活动的同时,欧文出版了《新道德世界书》、《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着作。欧文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和谐公社”。185811月初,87岁高龄的欧文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代表大会上作演讲,但因体力不支昏倒在台上,1117日与世长辞。

19世纪304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使之与国际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得以在工人阶级中迅速传播,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步走向衰落。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空想社会主义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和揭露的基础上,对未来美好社会进行了精心勾画和设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

第一,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莫尔提出,未来社会应实行财产公有,大家都热心于公事,“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都富裕”。康帕内拉提出,未来社会要实行绝对的公有制,没有阶级的区分,没有贫富的对立,由贫富对立而引起的一切恶习也都不再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和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已成为过去。梅叶提出,人人生而平等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就是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的社会平等。欧文认为,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三大障碍和祸害,其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私有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是隔阂、仇视、欺骗、敲诈、卖淫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也“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但对私有制带来的弊端和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第二,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合理分配。

莫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贫富两极对立,“一面穷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欧文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赢利的计算,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巨量财富,大部分落入了资本家的私囊,造成了工人阶级挨饿受冻,日益贫困。欧文痛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是“知识与无知的结合,富贵与贫困的结合,奢侈与忍辱受苦的结合”。欧文认为,资产阶级政府是掠夺、暴虐和欺骗的集合体,它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掠夺和折磨生产阶级,并为他们制造低劣、有害和罪恶的条件”;它经常宣称“保证人民得到持久的福利”,实际上是空话。针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思想。圣西门提出,“要各按其能,各按其劳”。这已经隐约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猜测。傅立叶提出,分配应该按劳动、资本、才能三方面进行,即“按比例分配”。欧文还提出了消灭货币和实行按需分配的思想。欧文还播撒了创办合作工厂的种子。曾经在英国出现的合作工厂、合作社的试验,都是欧文合作制思想的产物。马克思写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第三,消灭商品交换,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圣西门指出,欧文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的最严重的灾难”。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主要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文明制度一方面拥有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生产仍然是分散的,这种矛盾必然引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各企业主之间的激烈竞争,产生垄断。竞争又通过商业造成“经济生活周期地陷入混乱”,从而使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傅立叶形象地把经济危机叫作“多血症的危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用自然的、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代替“虚伪的、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未来社会应该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莫尔提出,未来社会产品直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需要,社会生产是按计划组织起来的,避免了盲目性。格拉古?巴贝夫认为,“未来社会”的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利方面,而且还要扩大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生产所代替,整个社会“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

第四,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阶级差别。

康帕内拉提出,未来社会重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发明创造,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成效,创造更为富裕的生活;实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是光荣和受人尊重的事,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梅叶提出了“流汗是道德之源,而劳动是光荣之本”的观点,认为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保证人们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也是锻炼人们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必要手段。摩莱里提出,劳动是幸福的事业,“同心协力使劳动变成了有趣和轻松的活动”。圣西门提出“劳动是一切美德源泉”、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积极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他们还提出了未来社会要以自由劳动和协作为出发点,要求取消雇佣劳动,必须把劳动和享受统一起来的思想。傅立叶认为,在未来社会里“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劳动是建立在协作制度前提下的“以诚实和诱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正面世界”。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劳动恢复了它本身的面貌,变成一种享受。欧文提出,合作公社制度下的社会生活要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消灭三者之间的差别;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

第五,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直至最后消亡。

从未来社会的国体和政体、国家职能、民主和法制问题直到国家消亡问题,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莫尔设想,未来社会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选举产生首领,不允许专制独裁;法律条文少而明确,解释简单;信仰自由,免费医疗,人们把快乐当作追求的目标。

康帕内拉提出,理想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是按照民主原则和“贤人政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圣西门认为,未来社会的政治将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对人的管理将代之以对物的管理。这是关于国家消亡思想的萌芽。

从历史的发展和有规律的思想出发,傅立叶辛辣地嘲笑了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永存的观点。他指出,在历史上,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不过是痛苦多难的一些荆棘丛生的小道,不过是上升到更完美的社会制度的阶段而已,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于文明制度的衰落阶段,由此可见,把衰落的东西看成永恒存在的东西,是很可笑的。

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傅立叶“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第六,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问题

欧文提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制度,根本不是以两性的纯洁的爱情为基础,而是在私有财产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许多极为离奇的结合,是以图谋财产为目的的。通奸和卖淫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制度给家庭特别是给妇女和儿童带来无穷的灾难。莫尔提出,未来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欧文提出,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实行自由的婚姻制度;将人口的生产与节制结合想来,制定必要的制度,以防止人口过剩。

傅立叶认为,妇女问题的性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是一种使妇女受压迫、受苦难的制度,婚姻之中并无爱情,而在和谐制度下,男女平等,婚姻完全建立在两性相互爱慕的基础上,两性结合或离异都是完全自由的。

对傅立叶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恩格斯的评价是,“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拒绝政治行动和幻想通过和平途径改造社会的时候,闵采尔、巴贝夫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对阶级斗争问题、建立革命组织问题、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问题、专政问题等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闵采尔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要使麦子抽花扬穗,就必须铲除一切杂草”。恩格斯称赞闵采尔的政治纲领“接近于共产主义”。为建立平等共和国,巴贝夫提出了人民革命、武装起义推翻旧制度、劳动者革命专政、人民政权、建立平等共和国需要过渡阶段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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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空想社会主义是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是早期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启示,特别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就。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产生不久,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批判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弊病,把这个制度日益加深而又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到了人们面前。他们都抱着深切同情无产阶级的态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和无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诉说了遭受剥削和奴役的重重苦难。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三次引用莫尔在《乌托邦》中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就曾拟定过出版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优秀着作的计划。当时出版的由恩格斯翻译并写了前言和结束语的《傅立叶论商业片断》,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过渡时代”;傅立叶郑重提出,应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欧文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中的巨大变革。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控诉,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资本主义血泪发迹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时代“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但是他们“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体现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大多是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价值的猜测。康帕内拉反对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以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神学思想统治一切的年代尤为可贵。圣西门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遵循的:他认为,所有制决定政府形式,政府形式不是本质,确定所有制才是本质。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圣西门不仅提出了历史不断进步和有规律可循的思想,而且用史实驳斥了认为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退步、中世纪落后于古希腊罗马的错误观点。圣西门还看到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15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就是工厂主反对贵族的斗争,是两个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这个斗争的“插曲”。不仅如此,圣西门还进一步指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斗争,而且是无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恩格斯称赞说:“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傅立叶看来,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停止下来,而力求要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社会运动像空气和水一样,如果停止运动,它就会变臭。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整个人类历史也有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历史辩证法的特征。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改革都提出了积极主张。他们的方案虽然是空中楼阁,有许多想入非非的东西,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其中也包含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即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主张。例如,傅立叶提出未来社会要以自由劳动和协作为出发点,要求取消雇佣劳动,必须把劳动和享受统一起来。在未来社会里,当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劳动就恢复了它本身的面貌,变成一种享受。傅立叶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非常宝贵的,恩格斯对此极为称赞,把这些思想称为“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对于欧文创办合作工厂、合作社的试验,马克思十分肯定并予以称赞,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探求真理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和品格催人奋进。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身显贵,当过高官,但他们放弃高官厚禄和锦衣玉食,甘于清贫和落寞;有的富甲一方,但他们敢于散尽千金,进行社会试验,想救民于水火中;有的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睿智雄辩,但他们没有寻找个人的安逸和享受,不顾世俗的不解和庸人的讥讽,潜心研究,在人类思想道路上艰辛跋涉;有的不怕杀头坐牢,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悲歌。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说过:“一个革命家的天职,就是不断的斗争,不顾一切的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句话可以概括布朗基坎坷不平的一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先后参加过法国的三次革命,两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一生在监狱中度过了37个春秋,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188011月,75岁高龄且满身伤病的布朗基创办了一份报纸,报名叫作《不要上帝也不要老爷》。两个月后布朗基中风去世,全国有10多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巴黎工人自动筹集资金为他铸造铜像。尽管布朗基依靠少数人搞密谋暴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但是他英勇壮烈的义举、不屈不挠的精神赢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称赞他为“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

空想社会主义为人类思想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受时代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阶段的局限,存在着许多片面性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主张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支配世界和天才论的唯心史观出发,认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障碍是理性的迷误和先前没有出现解除这种迷误的天才人物。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决定其经济状况,而政治制度、法律的好与坏,又决定于人的理性,只有进行完善的道德教育,改善人们的理性,才能保证有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才能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正是由于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者依据的都是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等普遍原则,他们则更倾向于从道德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而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的本质。

第二,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圣西门不仅鼓吹在资本家和封建贵族之间实行阶级合作,而且鼓吹在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实行阶级合作。欧文认为,对于人性的正确认识将消除人间的一切仇恨和愤怒,并为新的社会制度铺平道路。在欧文看来,尽管工人对资本家的愤怒是有理由的,但把“人间地狱”变成地上天堂,不能靠愤怒,不能靠阶级斗争,而只能靠宣传、示范,从而争取舆论。对于欧文及其门徒的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偏见,恩格斯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欧文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

第三,没有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强大力量,也没有找到进行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他们普遍地对无产阶级采取同情的态度,但认为他们只是受苦受难的群体,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不是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根本力量,总是幻想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出现来解救无产者于水深火热之中,来建立他们所设计的美好社会。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曾多次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希望皇帝接受他们提出的变革社会的计划,从而倡导创造新世界的工作。傅立叶一直幻想用和平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希望得到有钱人和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他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答应出资建设和谐制度的人。但是,一直到死,他也没有等到一位这样的有钱人。欧文直到19世纪50年代,还力图说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理解他的原则和方案是合乎理性的,希望女王接受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却是无情的嘲弄,这些帝王甚至把他们看成疯子。至于他们所做的许多共产主义试验,也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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