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发展走向

张劲夫:鼓励、支持集体经济改革发展

2018/11/29

张劲夫:鼓励、支持集体经济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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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20157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张劲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56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科院制定了“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75年后张劲夫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1980年张劲夫接替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省长,期间,在农村,大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城镇,大力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发展。1982年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同志是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张劲夫在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期间,经历和处理了物价改革、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新情况、新问题,主张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新路子。张劲夫同志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和国家确立的鼓励、支持集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他曾兼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主张让合作集体经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做出应有贡献。以下是我们搜集到的张劲夫同志有关集体经济讲话、文稿。从他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中,我们看到了老一代革命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探索规律,奉献革命的品德、风尚、锐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愿更多同仁能从他的思想中,获取力量,传承改革开放方针,把合作集体经济大事业引上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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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集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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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328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在安徽省、地、县二轻局长会议上对发展集体经济若干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核心内容如下:

(一)现在我们国家处在一个由乱到治、由穷到富的大变化、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需要对二轻(集体经济)给以必要的足够的认识。以往在理论上、思想上有些认识不完全对,需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全民高于集体的看法在理论上要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少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所有问题,要实行劳动者自由联合,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用自由联合来发展生产,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圣经”。

(二)原来搞“集体向全民过渡”是不对的,这与“全民比集体高”的思想有关,那不是经验是教训。好多集体企业由手工到半机械化,由半机械化到机械化,自力更生,逐步扩大,生产水平日益提高,它的生命力相当强,后来就有人打主意平调它,安徽工业落后与此有关系,集体不能再收、不能再升级,我们提出“四个为主”中就有以集体为主。省委要搞一个政策措施,首先把住这个关。

(三)产业革命需要一个过程。安徽工业比较落后,大搞二轻是一个重要措施,它可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手工到半机械化,由半机械化到机械化,勤俭办企业,满足市场需要,扩大就业,增加税收,要给予贷款扶持,搞挖潜、革新、改造,引进设备,发现人才,开发优质产品。

(四)马克思在讲资本主义时有一章专讲手工工场,讲近代工业产业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安徽前一段工业比较落后,大搞二轻是一个重要措施,它可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手工业到半机械化,可以勤俭办企业,因陋就简,可以满足市场需要,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有了这个基础,给它贷款,加以扶持,挖潜、革新、改造,引进设备,生产优质产品。希望二轻同志要树信心、立雄心、迈大步,为改变我省工业落后面貌做出更大贡献。

(五)现在农村联合的形式很多,群众当家作主,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管理干部都是生产能手,成本低,竞争力强。最好要和城市搞全面联合,我主张联合、反对并吞。小集体、大集体都可以搞,要避免集体仿照全民的官办办法,要真正用集体的办法。要让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可以入股,可以带人,多少钱一股带一个人。要民主管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实行经济责任制,生命力很强。(节引自《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休工业的发重》第三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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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迎接集体经济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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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6月,张劲夫同志为《中国城镇集体经济》一书写的序言如下: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研究会编辑的《中国城镇集体经济》一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建国四十年来,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着作。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总结它的历史经验,研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发挥城镇集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祝贺这本书的出版。

长期以来,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始终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至1990年末,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人数已达到3549万人,是1978年的1.7倍、1957年的5.5倍、1952年的154.3倍。城镇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增加市场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劳动就业,为社会提供积累,增加出口创汇诸多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城镇集体经济已经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反映了我国城镇集体经济广大职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创业,探索前进,建设新生活的光辉业绩。

在本书中,读者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有说服力的材料,证明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具有战略意义。借这个机会,我想特别着重强调两点: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建的一大批城镇遍布全国,而城镇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这些城镇得以保持稳定和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它不仅为城镇的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城镇集体经济不仅是解决城市待业人员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而且也为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向非农领域,从事新的劳动开辟了重要途径。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遇到了农业人口大量地盲目地流入城市,造成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某种不稳定的问题。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有着八亿多的农村人口,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需要转向非农产业。正是由于集镇的发展,由于集镇的集体经济的发展,才使这股极其巨大的压力有所缓解,避免了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动荡。我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两点,是因为在未来的十年以至更长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面临着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样两个严重的问题。因此,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继续执行和不断丰富正确的政策,积极扶持和促进城镇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关系到我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成败的重大课题之一。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在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宝贵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了重新认识。一个时期,流行的“一大二公”的观念,严重地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在这种空想的不科学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以为集体经济是“低一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升级、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因而不仅不是从政策上、法律上、实际措施上去保护城镇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相反地,不断发生歧视、打击、平调、吞并集体企业的行为,从而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纠正了错误的方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政治上一视同仁,经济上平等对待,政策上给予扶持。对城镇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坚持它的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的群众性和民主性,真正做到自负盈亏,不再简单地套用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办法,从而使我国城镇集体经济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从历史的对比中,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必须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促进我国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做出应有的贡献。祝愿城镇集体经济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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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对集体经济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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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的教训。

建国以后,经过经济恢复工作,以后,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这个目标,原来设想要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实际做的结果,仅用了五年就完成了历史性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现在来看,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有些教训。我个人的看法,当时的教训,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所有制的结构要求“纯”,要求最好都是公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才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还需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为辅。这种所有制结构符合国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将经济搞上去。当时,我们要求所有制结构尽量要纯,都要公,因此,对农业的改造过急,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过急。对于手工业的改造也是这种情况。要求纯,要求都公有。以致小商小贩、夫妻店少了,甚至没有了,人民生活不方便,看来,搞得太快了。当时我们搞调查,很多农民反映初级社时不错,问题是过快过早的进入高级社,以后又进一步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锅饭,不按劳付酬,用电话会议指挥生产,农民最关心也最懂得生产,但没有生产自主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家互相“摽着穷”。再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斗过来斗过去,把干部之间、群众之间的关系,搞得不融洽,不正常,更不可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束缚了生产力,没有提高生产力,这是我们很大的历史教训。

二是对公有制的形式要求:“高”。于是,农业要过渡到高级社、人民公社,要由“低”向“高”不断过渡,以为越“高”越好,越“高”越有利于发展生产。对于手工业,从个体到合作小组,再到合作社,这还不行,还要升到地方国营。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那时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适合当时中国的情况。1955年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搞得快,到1956年,各省、市都在搞全行业公私合营,白天敲锣打鼓,晚上资本家在家里抱头大哭。经过几年定息后,都变成国营了。资本家称之为“联合国”,即由“联营”、“合营”到“国营”。我们采用和平的赎买政策,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带来消极的东西,事后看,如果不急于搞全行业公私合营,不急于把所有的私营都搞国营化,可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好一点。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过去对公有制形式的看法,认为公有制只有两种:一是集体所有,一是全民所有(国有),而前者是低级的,后者是高级的。既然前者是低级的,就需要向高级过渡,都要成为全民所有(国有)。这种看法,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的经典定义了。我不懂外文,有人说原文里马克思讲的公有是共同占有,也有人说是为全社会共同所有。原文里没有讲过公有只有两种,也没有讲过集体所有是低级,全民所有是高级。列宁虽然讲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但在他去世前,强调提倡合作制。他说: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他也没有提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斯大林提出的。把公有制形式分成两种,称之为低级、高级,来自于苏联,我们是从苏联那里搬过来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长期认为,公有制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国有,不仅国有,而且还国营;一种是集体所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集体被人看不起,因为是低级的,不大光彩,于是就不断的升级,条件不够就揠苗助长,说服不了,就强迫命令,平调,采用行政手段。1980年我回到安徽,实际体会到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凡是最积极搞不断升级的,成了地方国营后,计划体制管得死死的,要办什么事都要申请报批,没有一点自主权,带来的问题是没有活力,效益低,发展慢,这是我亲身的体会,教训太深刻了。

19751月,我当财政部长,当时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搞整顿,整顿就是跟“四人帮”对着干,那时也曾搞过一段经济体制改革,但是难办,只是在人、财、物方面想办法搞得活一些,作一点文章。为此我曾去苏南进行过调查研究。我们在调查时,发现苏南地区,特别是常州,他们在公有制方面,没有完全搞地方国营,而是搞了“大集体”,后面加了一句话:“小全民”,有的是由手工业合作社升级的,有的是地方上集资、投资新办的。“大集体”在当时起了作用,现在来看也还要进一步进行深化改革。

“大集体”是个什么概念呢?主要是区别于地方国营。“大集体”要交纳所得税,最高达到55%,平均大概为50%,其余50%留给企业;而地方国营的利润是全部上交。大集体的劳动指标,由省、市、县批,不用报北京批。大集体需要的原材料,煤、电等,国家不供应,产品销售不纳入国家计划分配,完全由企业负责。集体企业的突出特点是自负盈亏,逼得他去找市场,材料在市场上买,产品自己推销,有了一批协作关系。无锡的前洲公社,搞了个印染设备厂,1980年产值l亿元,他们和上钢五厂协作,每年供应300吨不锈钢。为了弄原材料,推销产品,他们后来总结出要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言万语的经验。大集体被迫找市场,压力变成动力,动力产生了活力,出现一片生机。财政部曾派一个司长去常州了解为什么他们能在桌子上唱大戏。就是因为他们每年能组织起6000万元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这6000万元的来源:一是财政部门搞小额贷款,他们一次贷几百万元,贷款没有全收回来,又贷出去,翻复几次,累计2000万元,这实际上是侵犯了当年财政收入。二是他们把各大集体企业留厂的50%利润集中组织起来,安排使用,也有2000万元。三是常州工作搞得好,中央各部在那里点菜吃饭,按项目拨款,也有2000万元。三个2000万元,总共就有6000万元。奥妙就在这里。我告诉江苏的同志,小额贷款一年只能贷一次,如果是这样,财政部封你是基本守法户,如不改,就是违反财政纪律。他们说坚决改,后来就正式承认他们是基本守法户。有了这些财力,才能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

我怀疑公有制是否只有两种: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合作社,可能有多种,当时就有“大集体”。公有制还分高级的,低级的,对不对?如果要分高级低级,那要按什么标准呢?要按小平同志说的三个“有利于”来分,那就要改变原来的说法了。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

我们大家都参与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实际工作。改革开放搞了十几年,取得了若干基本经验。

第一,真正做到尊重群众的意志。特别是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要注意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要害的地方。

第二,方向看准,步子渐进。对改革方针要坚定,但采取逐步前进的做法。

我们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有了效果,经过总结经验,把改革推广到城市。城市的改革,首先以企业为主,承认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开始搞企业改革,放权让利,实际上是学“大集体”,企业交税后余下的利润留给企业支配,先试点,后来向面上推广。开放也是这样的,先搞特区,后来开放沿海城市,然后是沿边城市,经过若干个过程,逐步向内地推进。

经过改革实践,小平同志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过去经典着作上的个别论点、程式、框框可以突破,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分两类处理。一类是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要采取硬的手段,严肃处理。另一类是缺乏经验,法制不完备,对搞市场经济不熟悉,要采取因势利导,存利去弊的态度。对于非法经营获取暴利的犯罪活动,搞不好要腐蚀我们的队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要采取硬的态度。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最近有记者反映:江苏同志在考虑,苏南模式的“大集体”,有待于进一步改革,要再创苏南新模式。深圳龙岗区的横岗镇、温州地区、胶东地区正在推广股份合作制。总之,出现的新事物很多。

第三,城乡合作经济组织将以多种形式发展。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体制下,赋予劳动者一定的可支配资源,实现劳动者同时又是有产者,会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济单位中,社会化程度高的企业,搞股份制,使人们可以获得货币资产增值利益。农业领域,除保留土地使用权外,在通向市场的服务环节,必将出现供销加工、金融等合作组织,这将是资金的联合,农户生产资料等资产是个人所有的,而服务性企业,则是社会化的,具有经营规模的,共有制的。城乡的合作组织,会有多种样式,且与个人所有财产并存,这种情况,今天已有,明天会更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人民自愿选择。过去一讲合作,就消灭个体经济,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个人有产的剥夺,合作社只许入,不许退,也无路可退,实在谈不上自愿。合作占有、个人占有,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劳动收入做基础的,是随“三个有利于”而发展、而变化,不可预先划线贴标笺,束缚群众的主动精神。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德文《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章里讲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出他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就——协作,土地与由劳动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个人的所有制。”1872年在法文版《资本论》这一章中,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将“个人所有制”改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在这里,马克思只提到四种所有制:劳动者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共有制、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没有提全民所有制。目前经济界对马克思所提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句话的理解,有不同看法,可以进行百家争鸣,进行深入探讨研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讲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劳动者的私有制,更不能把这句话等同于“资本家的私有制”,因为后者是带有剥削性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者加有产者,是没有剥削的。

《共产党宣言》中讲到:“共产主义者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剥夺剥夺者以后,是将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由劳动者自由联合。并一直强调劳动者要与生产资料结合,上面提到的共有制、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

有一位同志写了一本书,叫《中介论》,我看过,还没有吃透。但不管怎么说,过渡状态,中间状态是存在的。现在看,公有制,既有小公有,也有中公有、大公有。我在悼念蒋一苇同志的文章中讲了这个问题。总的说,是共有公有制。如有的和外资合营,就成了混合所有制。我理解,所谓混合所有制,不仅包括外资、私营,还包括个人所有的。

第四,“大集体”也要进行改革。目前,它的缺点是政企不分,有些地方不是群众当家作主。1975年、1976年时,我看“大集体”比国营好得多,现在看,它需要进一步改革,政企要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公有制的表现形式,所有制的结构要改革,这个阶段完全排斥个体和私营也不行,因为需要这些作有益的补充。十四大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条件下,企业是主体,是基层经济细胞单位,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要有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此外,还要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还要有宏观调控机制。还要建立并完善法制,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制经济,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促使经济更快更好地上去。总之,在许多方面要深化改革,真正做到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当然,也要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手,但还要有一个有形的手,要把两个手的不同作用结合起来。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问题很多。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情况多种多样,有一些类似于过去的“大集体”。对“大集体”,要解决政企分开问题,但也不要完全否定过去的政企不分,开始时如果没有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完全由自己来搞,恐怕是搞不起来的。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不断过渡的,要善于寻找适当的过渡形式,要看到事物的阶段性,当过渡阶段完成了,就要进行改变。要深入实际,深入事物的本质,要实事求是。(这是1993528日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在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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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股份合作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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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有专家在媒体上发表诋毁股份合作制改革文章后造成负面影响。1995330日,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在京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合作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国务委员张劲夫在会上发言,其核心内容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张劲夫文选(上册)中《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一点建议》(1995330日),节选如下:

供销社文件中有一段是“……搞股份合作制的做法,都是违背供销合作社性质的必须坚决纠正。”文件稿事前我没看,没有机会提意见,所以我只好提个建议。这段话在理论上我不能理解,马克思在所有制形式上讲过: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这段话在实际上我认为会产生不好的后果,我觉得对股份合作制现在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加以否定。我参加了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工作好多年,在参加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对待新生事物,一时看不透的事,我们采取的方针叫因势利导,存利去弊。不要过早地加以否定、一棍子打死。当然,也不要轻率地过早表扬,不适当地宣扬它。要加以观察,采取科学态度,就是要采取尊重群众创造的大度,调查研究,热情地关心,因势利导,存利去弊。搞股份合作制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有好多好的积极作用。两个方面都有的。我们要因势利导,存利去弊,加以帮助,提高完善。乡镇企业搞股份合作制,是要解决政企不分而存在的“大集体、小全民”的许多问题,目前是发展的势头。这件事并不是中央提出来的,是实际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基层供销社有没有搞股份合作制的,我不知道。如果有,要帮助总结经验;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试点?正如文件讲的,基层社最重要,是供销总社的基础。要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社,可不可以搞股份合作制试点?应该允许试点。当然,我也不赞成用行政办法推广。如果有的地方愿意试点,应该允许。不宜采取像文件所说的“必须坚决纠正”,不允许搞,一棍子打死了,否定了。

为了说明我这个建议。我想讲一点对股份合作制的看法,以及国外很有见解的爱国学者的意见。19948月份香港《21世纪》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崔之元的文章(我不认识这个人),还有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见的文章,给我的启发很大。这个人,我看是一位学者,是搞学问的,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我觉得他的文章有爱国心,满腔热情,热爱国内的新生事物。我自己还读了中国农大的《中国股份合作制》这本书。承蒙王立诚同志送给我,我还没看完。农业部于1990年发了《股份合作制暂行规定》,还有一个《示范章程》。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采用股份合作制的越来越多,是发展趋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原来集体企业搞股份合作制(其中又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社区型,如深圳横岗;一种是企业型,如淄博周村);一个是个体的改为股份合作制(如温州)。我开始注意这件事,是深圳宝安县横岗镇的股份合作制。我专门请蒋一苇同志研究。我们合作得很好,他是搞理论的。全国最早搞股份合作制(据我现在所知可能是最早)的是山东周村长兴村。当时遇到一个问题,有集体财产300万元,因人员变动了(也可能因为村干部有新的思想),不好量化到个人。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不分了,作为乡村集体共同所有。然后再搞大家入股。搞两种股:一种叫集体股,一种叫职工股,即职工基本股。这就是蒋一苇同志生前所讲的职工共有财产有两块:一部分是板块式的,不能量化到个人(因为实际情况很复杂,像周村是因为人员变动);一部分量化到个人,是拼块式的。这个文件中也讲到不允许量化到个人,我看问题需要搞透,不要过早表态。其中可量化到个人,需要解剖几个麻雀。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就是两块:一部分是那个300万元;一部分是职工社员新入的股。因此在民主管理上,第一部分采取一人一票,第二部分按股计算,一股一票。分配上,有按劳分配,有按资分配。总之,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我国农业初级社时期就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有按劳动力记工分的按劳分配,又有按土地、农具、牲畜入股分红的按资分配。

蒋一苇同志的经济民主论,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在国内不被重视。蒋一苇同志有三论:企业本位论,经济民主论,职工主体论。我认为他讲的许多意见是很有道理的。我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没有把他的思想全面展开介绍,只是表达我的感情。如果职工对企业没有财产关系,只是讲政治民主,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够,必须有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不仅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民主,还要和企业有两种财产关系以此来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职工才会有当主人的意识,横岗,我研究过他们的材料,它是三级所有的股份合作制。这里我说的是合作制与股份制的关系问题。

合作制,合作社社员入股分红,我们原来说的集体经济主要指这个。后来,地方政府拿线办了大集体,是乡政府等所有,不是中央政府所有。那是几千人、几万人所有,大集体又成了小全民。对群众而言,财产关系仍是虚的。对这些大集体财产的管理支配上,乡村干部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起初政企不分,也起了些好作用,也要肯定。因为搞起一个企业,外部条件也很重要呀。合作制是小生产、小业主的合作。它的特点是以人为单位合作的,也包括入点股在里边。从合作运动史看,1870年有一个新的发展。英国的穆勒,他的《名学》很有名(严复翻译的),他还是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在经济学上,这个人也有贡献。经过穆勒为首的一批人的奋斗,使合作社得到一个“有限责任”的这么个立法保证。原来合作社是无限责任,社员风险很大,难以承受。到了20世纪,西欧合作社竞争不过股份公司,西方有个材料叫《失败于股份公司》。因此有一部分人又主张使合作社也要成为股份公司。美国有一部分人要求允许合作社发行股票(封闭式的)。经过奋斗,大概到1976年,美国法律允许合作社发股票,可以在纽约上市。但是持股人没有投票权,只有合作社社员有投票权。以后又发展了,到现在有了创新学派,克林顿顾问班子的一把手、二把手,他们感到美国劳资关系紧张,影响到生产力提高,不及日本(终身雇佣制)、德国(让工人参加监事会,搞社会市场经济)的做法。因此,有一部分人主张实行股份制加合作制,变成股份合作制。原来股份制只是按资分配是不够的,也要按劳分配。只搞一股一票不够,也应该有一人一票。崔之元对中国的股份合作制评价很高,认为是根植于中国深厚土壤的制度创新,具有世界意义。世界上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即按资分配+按劳分配。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未变,而它的有些经济活动、结构、机制等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它遇到许多矛盾,要想法解决,以延缓它的生命。

当然,股份合作制改革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谢华同志讲的,某些乡村干部公私不分,变成他们的家当等等。这原来是“大集体、小全民”留下来的问题,需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加以引导,逐步解决。要看到,群众对股份合作制有积极性,他们是在探索中解决上述问题。总之,对股份合作制这个新生事物,不要过早地轻视它,甚至于禁止它。国内有些人说股份合作制非驴非马,不科学,不规范,是过渡形态。因此有人主张要把它向股份制过渡,有人主张向合作制过渡。崔之元在文章中讲,你们爱讲规范,如果在所有制上要向西方规范,而西方如今也没一个统一规范。美国向德日学,德日向美国学,在所有制问题上,说不清楚有个什么统一的国际规范。反过来,国际上正在研究中国的经验,可能中国的做法是个新的规范。你们要的规范,究竟是什么规范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同的搞法,也在变化嘛!你向谁规范?现在流行两本书,一本是法国人着的,叫《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一本是美国人着的,叫《头碰头》。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学家正在打架,没有统一的规范。蒋一苇在职工主体论中讲到: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形式,有些要按国际惯例行事,犹如国际体育比赛,要按国际比赛规则进行。不同的是运行形式要经过运行的载体来实现,两者载体不同。社会主义企业的载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客体。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犹如国际体育比赛,规则是一样的,但运动员、体育队。我们与资产主义国家不一样。我觉得蒋一苇讲的有道理。

国内有人老说股份合作制不够规范。实际上它大有讲究,大有学问。它植根于群众要求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过去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后来被丢掉了)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群众还要求对财产关系有一部分所有权,有管理权和发言权。如马克思讲的要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不是虚有的,无产者要成为有产者。如果只是抽象地表面地说全民所有,与我有什么关系还不是只与管理者几个人有关系,与当官的有关系。股份合作制体现群众要求经济民主,这样一个新的大趋势。至于它存在不少问题,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热心帮助它解决问题,帮助它完善、提高,以至最后从搞暂行规定到正式立法。(最后一段引自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1995年第4)??